1949年10月1日，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開國大典上，63歲的湖北黃岡人董必武站在毛澤東身旁。他是唯一與毛澤東一起參加了黨的一大，又一同參加開國大典的人。

董必武紀念像。 紅安縣宣傳部供圖

與董必武一樣，當年懷揣救國救民理想從大別山下的家鄉出發，穿越重重關山踏上漫漫征程的優秀青年中，同為黨的一大代表的陳潭秋，與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一起，生命已定格在6年前的新疆；愛國詩人聞一多，3年前因“拍案而起”，在昆明遭國民黨特務暗殺；回龍山下的林育南、林育英兄弟，為建立新中國獻出了一切卻沒能看到新中國的成立……

看到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黃岡人，47歲的胡風正在為嶄新中國而創作，他高呼“時間開始了”；64歲的熊十力正隱居在廣東番禺觀海樓，不久后這位著名哲學家、新儒學理論奠基人就接到了董必武和郭沫若的聯名邀請電報；48歲的王亞南正激動地擁抱新中國的誕生，他剛經中共地下組織安排，從香港來到了北京，在清華大學教授政治經濟學。

60歲的李四光，還身在海外，他在當地報紙上看到這個消息，激動得熱淚盈眶，決心回來建設新中國。為了沖破重重阻撓，李四光秘密渡過英倫海峽到法國，再抵達瑞士，踏上了曲折的回國之路。

百年前，這群鄂東青年為了救亡圖強的共同目標，先后走出大別山南麓，沿著不同的人生軌跡，尋求理想的救國之路，他們或信仰馬克思主義走上革命救國道路，或致力于科學救國，或投身于教育救國……

新中國的成立，證明了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才是人民和歷史的最終選擇。歷史開啟了新篇章，這群鄂東青年猶如黃岡境內六水并流匯入長江，最終殊途同歸，匯聚到建設新中國洪流中。

時代之問：中國該往何處去？

1919年5月底，一封信從北京送到了大別山南麓的回龍山下，收信人林育英讀得“有時高興地笑了，有時咬著牙齒生氣，最后鼓起勁來決定干”。

信中，堂弟林育南向他介紹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的事，他號召林育英“在鄉下也干起來吧”。

同一時期，20歲的聞一多就讀于北京清華學校，參加五四運動后，他在給父母的信中寫道：“國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強權，無公理，全國懵然如夢，或則敢怒不敢言……獨一般學生敢冒不韙，起而抗之，雖于事無大濟，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

青年在五四運動中覺醒的時候，陳潭秋與董必武在上海相識。當時，陳潭秋赴上海參加全國學生聯合會，而住在漁陽里的董必武，受到同鄉李漢俊的影響，開始了解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之后他們一起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開始由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

彼時的中國正處于由迷茫走向覺醒的年代，國家命運決定著個人命運，以他們為代表的先進青年思索著一個問題：“中國該往何處去？”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李四光、聞一多、王亞南、熊十力……這些黃岡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回答這個時代命題。

此時，30歲的李四光剛從英國伯明翰大學畢業準備回國，途經巴黎時，他創作了我國第一首小提琴獨奏曲《行路難》，傳遞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在黑暗中艱難前行，對光明充滿信心的激昂之情。

早在16歲時，在日本留學的李四光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熏陶，成為孫中山在日本組建同盟會時的第一批年輕會員。袁世凱上臺后，他感嘆“革命理想無法實現，一時找不到出路，陷于彷徨之中”。1913年，他遠涉重洋，到了英國倫敦學習地質學，探索科學救國之路。

與李四光同為“黃岡四杰”之一的熊十力，青年時在湖北新軍中組織秘密社團，奔走于推翻帝制的反清革命，后參與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目睹鼎革以還，世風日下，蒼茫望天，淚盈盈雨下，深感“革政不如革心”，為認清“中國何由停滯不進”，決心棄政從學，研讀儒佛，以探討人生的本質、增進國民的道德為己任。

這是熊十力一生中重要的轉折。此后，他以《易傳》為宗，獨創“新唯識論”的哲學體系，成為當代新儒家的創始人。面對迎面而來的西化思潮，他以“掉背孤行”的精神全力抗衡。

五四運動兩年后，21歲的王亞南考入武昌中華大學學習教育學。這位黃岡青年受到當時“教育救國論”風潮影響，以此作為救亡圖存的突破口。然而，1927年大革命失敗，投筆從戎的他為殘酷的現實感到迷茫和心痛。由于生活所迫，他從上海輾轉到了杭州棲身大佛寺中。

在這里，他遇到了同樣剛剛大學畢業、生活無著的郭大力。兩人一見如故，談論起國家前途，王亞南問：“你讀過不少政治經濟學著作，依你看改造社會應當從何入手？”

郭大力告訴王亞南，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我意改造社會，應從經濟制度著手。”王亞南深感贊同。兩人擬定了“大佛寺計劃”，商定一起翻譯《資本論》等經濟學名著。

潛心翻譯《資本論》的王亞南被譽為“一個非常刻苦的學者”。他每天凌晨4點起床，伏案工作一兩個小時，然后外出散步，回來用完早餐后，繼續工作。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清風吹不起半點漣漪……不如讓給丑惡來開墾，看他造出個什么世界。”大革命失敗第二年，聞一多出版了詩集《死水》，用“一溝絕望的死水”來形容當時滿目瘡痍、腐敗破落的舊中國。

要知道，這位愛國詩人在國外留學時，還曾滿懷激情寫下：“我要贊美我祖國的花！我要贊美我如花的祖國！”

其實，這一溝絕望的死水下已然暗潮洶涌，新的希望正在泛起漣漪。

星星之火：最早的農村黨組織

“1921年夏天，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學校的樓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來了9個臨時寓客……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還有的說北方話。”陳潭秋故居紀念館內，保留著他寫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

這湖北口音里就有3人來自黃岡——35歲的董必武、25歲的陳潭秋和27歲的包惠僧。

開完一大回到武漢的陳潭秋，與一心想要教育救國的胞弟陳蔭林，有過一段“道路之爭”。有一次兩人下棋，北京大學畢業的陳蔭林說：“有一個德國家庭，父親是保守黨，哥哥是社會民主黨，弟弟是共產黨，各人參加自己的政治活動，回家只談家事，不言政治。”

陳潭秋并不灰心，有意與陳蔭林回憶家庭的衰敗和家鄉的凋敝。兩人開展了一場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爭論。

到了開學季，陳蔭林把接到的學校聘書一一辭退。“這些現實教育了我，只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統治，中國才有出路。”他最終放棄教育救國，投身于湖北的農民運動，并于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就在中共一大召開前，惲代英、林育南在回龍山下八斗塆成立了具有無產階級政黨性質的組織共存社，在沉沉黑夜中燃起湖北共產主義運動的革命火種。得知中國共產黨誕生后，他們主動取消共存社，自發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春天，八斗塆黨小組宣布成立，成為我國最早的農村黨組織。

星星之火剛剛點燃，反動派的鎮壓就朝著陳潭秋、董必武家鄉撲來。

在位于黃岡市黃州區陳策樓村的陳潭秋故居紀念館，館長丁海舟向記者講述一段往事：革命年代，國民黨反動派密謀抓捕陳潭秋，卻找錯了村子。聽到槍聲的陳潭秋立即撤離，家人躲到了山上。他們再回來時，看到被反動派燒毀的房屋，只剩下一個石門框。

這不只是一家人的劫難經歷。紅安縣城發生了同樣的悲劇。

“蔣介石派人一把火把房子燒了，就連院子里的一棵石榴樹也砍了。”站在董必武故居里，董必武侄孫董紹剛指著重建的幾間灰磚房說，“那一次家里30多口人東逃西散，有的跑到鄉下親戚家，過起隱姓埋名的日子。”

這更是一個黨的艱難歲月。1927年，蔣介石和汪精衛相繼發動“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

“現在生活也很困苦的，絕不是一人一家的問題，已成為最大多數人類的問題（除極少數人以外）了。”1933年，陳潭秋在寫給三哥和六哥的一封親筆托孤家書里這樣說。為了解決“最大多數人類的問題”，他奮斗至死。

1950年初，陳鵠站在學校布告欄前，盯著一則“小豆腐塊”消息。多年來，他內心殘存著父親還活著的希望，在那一刻徹底破滅了。

他還記得，上面寫著“殺害陳潭秋等烈士的罪犯伏法”。

陳鵠一直期盼著和父母相聚，抗戰爆發后，他只知道母親犧牲的消息。1942年，他找到董必武打聽父親的下落。“董老告訴我，他們在1930年代就分別了，之后再也沒見過面，只知道父親去了蘇聯。”陳鵠回憶道。

陳鵠當年不知道的是，紅軍長征后，父親留在中央蘇區堅持游擊戰爭，后來赴莫斯科參加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1939年奉命回國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負責人。

當新疆軍閥盛世才走上反蘇反共道路后，陳潭秋被捕，1943年被秘密殺害于獄中。這一消息很長時間不為外界所知，甚至到了1945年，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還被推選為中央委員。

殊途同歸：時間開始了！

“他首先不問政治，如果要問政，就是參加共產黨。”6月16日，71歲的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家聞黎明，在家里向記者講起爺爺聞一多的往事。

30多年前，聞黎明決定重新認識自己的爺爺，為此他不但埋首舊紙堆，還重走了聞一多當年趕赴西南聯大的路線。

聞黎明告訴記者，1944年，目睹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后，身為西南聯大教授的聞一多已在公開批評國民黨。彼時，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華崗到昆明，在高級知識分子中開展統戰工作，聞一多成為其爭取的重點對象。

與華崗的接觸中，聞一多開始了解到共產黨的政策，逐漸有了參加共產黨的想法。“華崗告訴聞一多，當時需要顧全抗戰大局，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如果你加入共產黨，就會被戴上紅帽子，比不上你在黨外說話更能發揮作用。”聞黎明說。

1946年7月，民盟負責人李公樸被國民黨特務暗殺，聞一多當即通電全國，控訴反動派的罪行。4天后，他在返家途中突遭國民黨特務伏擊，為建立新中國灑盡了最后一滴血。

1949年，蔣介石曾派人勸說熊十力去臺灣，被熊十力斷然拒絕。這年5月，熊十力得知武漢解放的消息，激動地在記事本上大書“解放了”三個大字，并用紅筆予以圈點。

不久后，胡風參加了政協會議和開國大典，這位從黃岡蘄春縣走出的詩人，見證了嶄新歷史的開端。他激動地寫下《時間開始了》長篇政治抒情詩，禮贊新中國的成立：

“一剎那通到永遠——

時間

奔騰在肅穆的呼吸里面

新中國成立后，李四光輾轉數月回到祖國，科學強國抱負有了施展的舞臺。“一五”時期，“工業血液”石油十分短缺，當時盛行“中國貧油論”“東北貧油論”的悲觀論調。

中國走煤煉油工業的路子，還是弄清楚國內油氣資源、走開發天然石油的路子？毛主席和黨中央迫切希望心中有個底，以便制定合理的能源政策。毛主席曾說：“要進行建設，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飛的，地下跑的，沒有石油都轉不動啊！”

李四光依據科學理論，明確判斷中國油氣資源蘊藏豐富，提議抓緊做好全國范圍內的石油地質勘探，打破偏西北一隅找油的局面。最終，我國地質工作者勘探發現了大慶、勝利、大港等油田，甩掉了中國貧油的帽子。

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李四光長期掩藏在心中的一個愿望。他曾對夫人許淑彬說：“有了共產黨，中國就有了希望！”但很長時間以來，他自認為條件不夠，沒有向黨組織提出申請。后來，他經過認真考慮，于1957年正式提出入黨。

曾培養出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知名學人的熊十力，最終受邀北上任教于北京大學。新中國成立后，他自覺垂老時光不多，在10多年間筆耕不輟，寫下《原儒》等十多部著作。

作為中華文化的守護者和闡揚人，他以對中國哲學的新理解、對中國文化真精神的發掘，而使中國文化獲得新生命，以東方哲學之精華而對應、會通西學東漸的文化趨勢，以對中國文化的創造性闡發而保衛中國文化精神，重新發現并肯定中國文化的價值，找回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

曾經立志“教育救國”的王亞南，在新中國成立后，被中央任命為廈門大學校長。

擔任校長期間，王亞南愛才惜才，是一位“懂得人的價值的經濟學家”，日后的廈門大學成為“南方經濟學重鎮”。

在廈大，王亞南把當時生活無著落、正在擺小攤的陳景潤，安排在廈大圖書館，只讓他專心研究數學。幾年后，在華羅庚和王亞南力薦下，陳景潤被調到中科院數學所，從事數論研究，最終摘取哥德巴赫猜想這顆“數學皇冠上的明珠”。

“王亞南不愧為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家，他懂得價值論，懂得人的價值。”作家徐遲在報告文學中寫道。

1957年，作為一位馬克思主義的積極宣傳者，王亞南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后來他才知道：在一次華東區的省委書記座談會上，毛澤東曾問福建來的同志：“王亞南入黨了沒有？”福建的同志說，“還沒有”。

毛澤東便說：“你們不敢介紹啊？我介紹！”

百年見證：盛世如先烈所愿

“紅安的革命烈士是10萬人還是8萬人？民政部門有沒有統計？”1956年4月，新中國成立后董必武第一次回鄉探親時，詢問紅安縣負責同志。

得到的回復是：經調查登記，共14萬人。

“嗯！14萬烈士，紅安為革命獻出了14萬優秀的兒女！”董必武沉重地說：“他們是紅安人民的驕傲，他們的鮮血沒有白流！”

這里山山埋忠骨，革命年代曾誕生了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紅二十八軍三支紅軍主力，走出了223名共和國將軍。

同樣是那次調研，董必武在與群眾促膝長談時說：“人民群眾是革命的本錢，過去打江山，我們是依靠群眾；現在搞建設，我們同樣依靠群眾。”

然而，長期以來，紅安是集革命老區、資源匱乏區、貧困地區、優撫集中區于一體的國定貧困縣。就連整個黃岡，也是全國重點特困地區——有6個貧困縣、892個貧困村、102.8萬貧困人口。

紅安有什么資源優勢？當地人能叫得出口的，只有名為“紅安苕”的紅薯，曾是與井岡山的“紅米飯、南瓜湯”齊名的紅軍糧。

今年62歲的老支書姚芳余，卻不愿提起過去吃紅薯的苦日子。在紅安縣杏花鄉龍潭寺村，他站在紅薯育苗大棚前回憶說，小時候糧食不夠吃，家家都拿紅薯當糧食，一天最少吃兩頓，“吃傷了”。

村里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糧食夠吃了，姚芳余開始收村里的紅薯，開著手扶拖拉機送到武漢賣，一趟能賺200元，當時在工地做工一天才賺1塊錢。

姚芳余旁邊的育苗大棚，屬于紅安縣瑞灃種植養殖專業合作社。黨的十八大以來，紅安縣把“紅安苕”作為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主導產業。合作社理事長姚峰通過發展紅薯種植、種苗加工、龍蝦養殖、鄉村旅游等產業，帶動當地9個易地扶貧搬遷點的貧困戶就業增收。

2013年，周德順從水產養殖轉型紅薯種植，跟朋友到紅安承包土地，由于不懂種植方法，第一年就虧了約300萬元。

之后，湖北根聚地新農業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周德順，尋找科研院所改良品種，投入1000多萬元，把傳統不穩定的地窖儲存紅薯方法，變成智能的倉庫儲存，解決了工業化生產的原料儲存難題。

2017年，他們參與到紅安的產業扶貧中，跟24家合作社建立合作，帶動村民種植紅薯12600畝，由承包種植轉型為合作種植，為農戶提供種子標準化服務、聚焦品牌和銷售，發揮企業的特有優勢。

近年來，他們通過研發將紅薯加工成高附加值的生全粉，讓“紅安苕”具有更大的市場想象空間。

2020年，黃岡6個貧困縣全部摘帽，百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絕對貧困問題得到歷史性解決。更大的變化正在這片土地上悄然發生。

5月下旬，麻城市堰頭垸村下著小雨，一座干凈的庭院屋內，擺放著當地的土特產和工藝品，兩間小屋內放置著直播設備。

周紅英是這個村的網紅“帶頭人”，她年輕時到過武漢、廣州等城市打工，2011年回村開起小超市。剛開始，她幫村民網購，后來參加了當地政府組織的電商培訓，2016年嘗試在網上賣山貨。

開店4個月就賺了3000多元，周紅英回憶起來仍然很激動。到了2018年，她已積累1000多個客戶，當年賺了5萬元。一年后，她又試水直播賣貨。如今，年營業額達到二三十萬元。

堰頭垸村支書楊作柱介紹，從去年開始，麻城市重點打造“網紅經濟”，村里100多位婦女借著政策東風，成為帶貨網紅。這些婦女逐漸忙碌了起來，每年能為家庭帶來數萬元收入。

1919年，聞一多在家書中寫道：“故每歸家，實無一日敢懈怠，非僅為家計問題，即鄉村生計之難，風俗之壞，自治之不發達，何莫非作學生者之責任哉！”

改革開放后，由于巴河黃沙市場走俏，聞家鋪村形成了采沙、運沙、賣沙等一條龍產業鏈。“我們說挖的沙不叫黃沙，都叫黃金。”村支書徐章洪告訴記者，后來村民環保意識逐漸增強，從以前“靠沙吃飯”，轉型進入建筑行業或在當地造船廠做工，每年能賺七八萬元，村里蓋起小洋樓。

今年以來，黃岡提出以思想破冰引領改革突破、發展突圍，破“固步自封”之冰，突“縣域經濟不強”之圍，打一場縣域經濟發展的整體戰、攻堅戰。

在此過程中，羅田縣正圍繞板栗、甜柿、中藥材等特色支柱產業，加大新產品研發、新營銷模式創新力度；團風縣推動鋼結構產業轉型升級，促進新技術產業化規模化應用，打造武漢城市圈創新成果轉化區；黃梅縣打造新能源、新材料兩個百億產業，加快“新樹長強枝”；武穴市推動美麗鄉村建設，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做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

百年間翻天覆地的變化，已讓聞一多憂思的“鄉村生計之難”成為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