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談記者?曾維 ?

作為警察，面對罪犯時他們威嚴有力;作為醫生，面對患者時他們無微不至。本是平凡人，但因肩上的責任，他們堅守在“高墻”內，行走在暴露與感染的“刀鋒”邊緣。

2020 年11 月21 日，云南建水監獄醫院的醫護人員正在討論病情 孫敏/ 攝

云南省與緬甸、老撾、越南三國接壤，地理位置特殊，因毒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罪犯數量不少。為此，2008年建水監獄成為云南省監獄系統首批試點，設立集中管理、治療感染艾滋病病毒罪犯的第八監區。

范云富是建水監獄醫院的院長，因承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的管理和治療工作，他和同事們被稱為“高墻醫生”。

范云富： 和普通的醫生一樣，我們平時上班也會帶著叩診錘、聽診器、血壓儀、手電筒等工具，如果沒有穿過的一道道鐵門，我們的工作看起來與一般的醫生沒什么不同。2008年監區剛成立的時候，我們就像是在摸著石頭過河。因為沒經驗可循、職業暴露風險高，面對全新的任務，不少同事都覺得心里沒底。

其實，在到第八監區工作以前，我就經歷過職業暴露。2006年，我在為一名長期吸毒的罪犯縫合傷口時不小心刺破手掌，而那天剛巧是我女兒出生的日子。初為人父，我心里既喜悅又覺得很煎熬。那時候心理壓力很大，很怕自己被感染了。我瞞著家人服下病毒阻斷藥物，并在單位進行自我隔離。經歷了十多天來自身體和心理的痛苦煎熬，好在2周后檢查結果呈陰性。事后，同樣身在抗艾一線從事護士工作的妻子才得知這一情況，急得她直掉眼淚。

因為長期堅守在醫院工作第一線，同事有事的時候，我一般體諒他們自己頂上。節假日、周末我也經常加班，所以同事們給我取了個外號“范天天”。罪犯經過我們的治療，不僅身體狀況好轉，同時也會感受到社會的關心。

如果打個比喻，我覺得我們抗艾醫生就像是“燈芯”，用“人道、博愛、奉獻”的醫者仁心點燃一盞盞心燈，照亮服刑人員的新生之路，重燃他們對生活的熾熱渴望。

2020 年11 月21 日，云南建水監獄醫院醫護人員正在查房 孫敏/ 攝

李文紅： 我在監獄醫院當醫生已經35年了。多年來，我和同事們是戰友更是彼此的眼睛，因為工作的特殊性，我們常常同吃同住，在一起的時間比跟家人還要多。

每一個罪犯的背后都有一個家庭。因為對艾滋病不了解和恐懼，“刑期比命長”是這里不少罪犯的心理，自暴自棄、抗拒治療的事時有發生。2018年，罪犯付某因艾滋病期合并肝硬化導致腹腔積液，情況不樂觀。病情一再變重的付某開始拒絕打針、吃藥，非常消極。為了使付某配合治療，我與同事每天上班后都會與他談心。經過反復勸導和耐心醫治，付某的心態有了很大的轉變。他覺得醫生都很重視自己的病情，自己也該努力。

平日里，這些高墻內的抗艾醫生面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心理壓力很大。而對于女醫生來說，更是面臨心理與生活的雙重難題。

王錦紅： 作為醫院為數不多的女醫生，我面對的工作壓力會更多。考慮到我的安全，從2015年從事這個工作以來，除非是在危重病人緊急的情況下，我一般不單獨面對罪犯。

2017年，罪犯潘某因艾滋病發病期引起全血細胞偏低，情況十分危急。得知消息，潘某的妻子帶著剛出生的孩子急忙趕往醫院，經過我幾個小時的搶救，潘某最終還是因呼吸衰竭而死亡。短短一個星期之內，有三位患者相繼因并發癥去世，而且他們都很年輕。其中有一個病人，星期五下午住院，檢查結果還沒出來，星期日晚上就突然去世了。那時候，我心理負擔很重，社會上的輿論壓力很大，病犯的家屬也不太理解。

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就那么沒了，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都覺得自己心里面過不了這道坎，甚至一度動了調崗的念頭，但看到院長和同事們連外傷縫合都會搶著上，我的心里就很感動，最終說服自己堅持了下來。

近年來，這支抗艾隊伍仍在不斷壯大。作為團隊里的90后，松世林的加入為團隊增添了新鮮血液。

松世林： 我是2017年加入這支隊伍的。剛開始，因工作期間不能用手機我覺得特別不習慣。雖然之前實習的時候去感染科輪過崗，但是一開始面對這些特殊的病人時，心里難免有些緊張。

我跟著老師慢慢學習。門診治療、住院病人查房、消毒、預防保健……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已適應自己的工作。在這個工作中，我逐漸意識到，高墻醫生要做的不僅僅是治病，還要“治心”，要對罪犯進行系統的心理疏導。這些人既是罪犯也是病人，但是沒有親人在身邊，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更要給予他們更多的關心。

2020年3月，我被派到紅河州第三人民醫院進修學習，“充電”使我對未來的工作更加充滿信心。醫者仁心，我們盡力救治，在助人的過程中淬煉自己，在互相安慰的過程中不斷成長、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