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男性占據村莊治理的主導地位,是人們的普遍印象。但在最近一次全國村兩委集中換屆過程中,村班子中女性成員比例大幅上升,數據與基層反映實際吻合。從公開信息來看,在全國多地農村地區,女村干部普遍呈增加趨勢,一些地區女村干部占比已經超過50%。
走出家門,參與鄉村治理
2023年底,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2年《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21—2030年)》統計監測報告引發關注。報告指出,女性參與村級決策和管理比例上升,“女性積極參與基層社會治理”,各地“引導婦女積極有序參與基層民主管理和協商,注重培養和選拔基層女干部”。
2022年,全國49.1萬個村班子順利完成集中換屆。換屆結果顯示,婦女成員占比上升,在村班子中占28.1%,較上屆提高7.1個百分點,每個村班子至少有1名婦女成員。
從一些地方數據來看,這一比例還要更高。在重慶,村委會中女性占比達到32.9%,安徽占36.7%。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魏程琳告訴半月談記者,根據其調研發現,在皖南、上海等地區,女村干部比例已經普遍達到50%左右,而且在女村干部群體中,多為擁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女青年。
干部走訪村民 歐東衢 攝
什么觸發女性群體更加積極參與村級公共事務的治理?魏程琳認為,這與改革開放以來婦女地位不斷提升的社會文化因素相關。更為直接的因素是,不少村兩委通過吸納女青年,促進了村干部隊伍的年輕化和知識化。
“具有大專以上學歷”“年齡在35歲以下”,近年各地招錄基層干部時,普遍設置了這樣的硬性門檻。一名鄉鎮黨委書記分析,在這樣的硬性規定下,男性更偏向于外出務工以獲得更多的收入,而留守在基層農村的女性則更愿意參與“社會保障穩定”“能夠兼顧家庭”的工作。
除此之外,各地婦聯等組織的推動也尤為重要。在全國村兩委集中換屆期間,陜西漢中擴大宣傳力度,讓廣大婦女“人人知換屆、人人知權利”,并對200多名參選參政婦女骨干開展專題培訓;在湖南婁底,則通過評選先進,講述女支書履職故事,鼓勵越來越多的農村女性走出家門,參與到鄉村治理中。
新中國成立以后,“配額制”“專職專選”等制度提高了女性參與社會治理的意識。但在相當長時間內,“至少一名女性”的配額規定,在一些地方就成了“有一個女性就好”。魏程琳認為,如今村級治理中,女性參與從“一個”到“一半”的趨勢變化,還有著基層治理現代化的深層動因。
村委會越來越像居委會了?
國家統計局相關數據顯示,村委會中女性比例不斷上升的同時,居委會中女性比例一直穩定在50%左右,居委會主任中女性比例也穩定在40%以上。魏程琳分析稱,村委會居委會女性成員比例差距不斷縮小,這一現象與新型城鎮化、城鄉治理一體化進程密不可分。
“在村委會干活,越來越向城市里的居委會看齊了。”湖南省岳陽縣新墻鎮一名女駐村干部告訴半月談記者,如今,發端于城市的網格化治理模式、市民熱線模式都在向農村延伸。“鄉村治理更強調規范化、服務化、技術化,組織架構也開始模仿城鎮社區。”
取消農業稅、調整計劃生育政策、開展人居環境整治……在與基層農村地區密切相關的政策轉型背后,縣鄉兩級政府也開始從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基層干部舉例說,過去一些農村申領低保、享受優惠政策等存在較大的“人情空間”,存在“要辦事,先喝酒”的風氣。如今鄉村工作場域“窗口化”、內容“檔案化”、角色“專職化”,漸趨規范的流程制度為女青年、掛職干部等群體參與鄉村治理提供了更多空間。
“在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下,對于農民群體來說,農村正在從以農業為核心的生產空間,轉向以公共服務為重的生活空間。”魏程琳分析認為,現代化轉型需要相應的制度成本,其中一個顯著表現是對村干部的知識水平、時間精力投入提出更高要求。
在這樣的治理需求下,村干部開始走向坐班化。“這對一些男性群體產生排斥效應,過去他們可以兼顧村務和農業生產或其他經營活動,但現在已很難再有‘兼職’空間。”魏程琳認為,在鄉村治理現代化轉型時期,既往阻礙女性當村干部的家庭、性別因素已經轉化為她們的優勢和資源。
為女村干部提供更多組織支持
城鎮化程度越高,女性參與鄉村治理的程度是否就會越高?魏程琳認為并不一定。他調研發現,在浙江、華南的部分地區,一些村集體與其他相關方存在復雜的利益訴求、分配問題,導致仍然少見女性參與村級治理。
與此同時,在女青年占比較高的地方,也有干部反映,當農村面對森林防火、一線執法、環評檢測等危險性高、體力要求高的工作時,的確存在男性人手不足的情況。
貴州省畢節市納雍縣維新鎮坪子社區里,7名村干部中有5名女性 歐東衢 攝
基層干部認為,上級政府可針對女村干部和后備女干部,開展村務現代化、群眾工作、項目管理和農業經營等方面的專業培訓,在鎮街一級推動村務工作者的輪崗,提升女村干部主持社區工作的能力。同時,針對部分較為特殊的崗位,進一步推廣落實專人專崗制度。
魏程琳建議,地方政府可以設置以女村干部為牽頭人的小微公共項目,防止女村干部“虛職化”。如通過政策議程設置,聯動婦聯等群團組織,開展養老、婦女就業、兒童托管、社區微自治等治理項目,向城市居委會學習相關的組織經驗,強化女村干部的優勢。
半月談記者:孫文豪